跟曹操學管理:曹操用人管人的非常手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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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曹操學管理:曹操用人管人的非常手腕,非凡夫俗子所能及!

 

在群雄逐鹿的東漢末年,曹操發跡稍遲,因而其聲望、實力在初始階段遠不如袁紹、袁術、劉表、公孫瓚等,但最後的贏家卻歸屬曹操。究其原因,曹操用人智慧堪稱超邁群倫,一起走進他的內心世界一探究竟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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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剷除宦官、匡扶漢室的政爭中,具有強烈政治野心的袁紹與曹操曾經一起討論時局。袁紹的打算是,“若事不輯”,“吾南據河,北阻燕代,兼戎狄之眾,南向以爭天下”。曹操則曰:“吾任天下之智力,以道御之,無所不可。”

 

簡簡單單一句話,看似沒有實際內容,卻道出了曹操不世出的政治謀略——把人才問題看作政治鬥爭中最根本的戰略問題。而後來的許許多多事例都證明,曹操是這樣說的,也是這樣做的,他始終把網羅人才當做比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根本之圖,唯才是舉,“官方授材,各因其器,矯情任算,不念舊惡”。

 

也正因為這樣,在曹操麾下聚集了漢魏間最龐大最優秀的一支人才隊伍,文有華歆、王朗、王粲、阮瑀、陳琳等,謀有荀彧、郭嘉、毛玠、荀攸、賈詡、許攸、程昱等,武有徐晃、張郃、諸夏、諸曹等,而曹操正是靠這樣一支隊伍才能戰勝對手。

 

1、求才若渴、唯才是舉

 

在三國時期,互相攻伐、爭奪政權的進程中,曹操為羅致人才,共發佈過三次求賢令,這是同時代的其他人都沒有做過的。

 

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(210年),令曰:“今天下尚未定,此特求賢之急時也。‘孟公綽為趙、魏老則優,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。’若必廉士而後可用,則齊桓其何以霸世!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?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?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,唯才是舉,吾得而用之。”

 

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,令曰:“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,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陳平豈篤行,蘇秦豈守信邪?而陳平定漢業,蘇秦濟弱燕。由此言之,士有偏短,庸可廢乎!有司明思此義,則士無遺滯,官無廢業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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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年,令曰:“昔伊摯、傅說出於賤人,管仲,桓公賊也,皆用之以興。蕭何、曹參,縣吏也,韓信、陳平負污辱之名,有見笑之恥,卒能成就王業,聲著千載。吳起貪將,殺妻自信,散金求官,母死不歸,然在魏,秦人不敢東向,在楚,則三晉不敢南謀。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,及果勇不顧,臨陣力戰;若文俗之吏,高才異質,或堪為將守;負污辱之名,見笑之行,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,其各舉所知,勿有所遺。”

 

網羅人才自然不能靠一紙榜文就能解決,但這三道求賢令顯然也不是在做秀,曹操求賢若渴的心態真是躍然紙上,讓人心動。事實亦復如此。只要有高人來歸,曹操就情不自禁,喜形於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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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初平二年(191年),荀彧棄紹投操,被操贊為“吾之子房”;又如建安五年,許攸棄紹投操,喜得曹操“聞攸來,跣出迎之,撫掌笑曰:‘子遠,卿來,吾事濟已!’”

 

2、集眾智,用眾力,不搞一言堂

 

漢魏之際,就用人本領而言,實無人能出曹操之右。在專制社會,最怕那些昏君權臣拒諫,搞一言堂,堵死群臣建言之路。曹操對此顯然有所認識,因而在建安十一年曾發出一道《求言令》,旨在敞開言路,鼓勵大家建言獻策。開明的曹操自己不搞一言堂,也堅決反對僚屬的“面從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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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事實也證明,曹操從漢末群雄中勝出,決不是靠搞一言堂,而是靠廣泛採納諸多謀臣的建議,其中如荀彧、郭嘉、荀攸、賈詡、許攸等在關鍵時刻,都提出過重要建議,貢獻尤著。而每當戰勝克捷、論功行賞時,曹操對於麾下多謀善斷、積極建言獻策的荀彧、郭嘉等謀臣也沒有忘記,而是一再突出“平定天下,謀功為高”,並給予重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