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不拖,話不多,人不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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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曆史上有這樣一個人:農家子弟出身,最終卻成為中國曆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。

他進入仕途後十年七遷,連升十級,被封為一等毅勇侯,成為整個清朝以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,並在晚清惡劣、劇變的政治環境中全身而退,去世之時獲得清廷國葬的最高優待,還讓子子孫孫都能獲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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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人就是曾國藩。毛澤東說:“予於近人,獨服曾文正公。”宋朝宰相趙普說:“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”。曾國藩的半部家書,也足以讓我們每一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

縱觀曾國藩一生經歷,曾國藩的做人做事之道,集中體現在這九個字裡: 事不拖,話不多,人不作。

1

事不拖:一勤天下無難事

曾國藩說:

天下古今之才人,皆以一傲字致敗;天下古今之庸人,皆以一惰字致敗。

百種弊病,皆從懶生。

戒傲戒惰,保家之道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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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多數人一輩子平庸,只因懶惰。梅蘭芳最初也資質平庸,但他不甘於此,勤學苦練,終成一代宗師。

庸人敗於懶惰,天才卻輸於狂傲。李自成勇猛有才略,起義稱王,卻因勝利滋生驕傲,最終慘敗。

曾國藩在軍中時,要求自己早起,不論是什麼樣的天氣,什麼樣的環境,他一定“聞雞起舞”,練兵督訓,辦理各項事務。

曾國藩對軍中將士說:

“練兵之道,必須官弁晝夜從事,乃可漸幾於熟。如雞孵卵,如爐煉丹,未可須臾稍離。”

言傳不如身教,曾國藩就是這樣影響手下的幕僚、將領的。不管是個人修行還是管理團隊,這一點至關重要,要給周圍的人和下屬做一個好榜樣。

曾國藩每一天都寫日記,曾國藩通過寫日記進行修身,反思自己在為人處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。他還規定自己每一天必須堅持看歷史不下十頁,飯後寫字不下半小時。曾國藩說:

“人之氣質,由於天生,很難改變,唯讀書則可以變其氣質。”

曾國藩還有個好習慣就是寫家書:據說曾國藩僅在1861年就寫了不下253封家書,通過寫家書不斷訓導教育弟弟和子女,在曾國藩的言傳身教之下,曾家後人人才輩出。

“天下古今之庸人,皆以一“惰”字致敗。”以勤治惰,以勤治庸,不管是修身自律,還是為人處世,一勤天下無難事。

 

2

話不多:為人處世的第一等功夫

嘴茬子厲害未必是好事,留起一些話,也是一種境界。

說話需要給自己留有餘地,不要把自己置於進不可攻,退不可收的境地,一個劍拔弩張、喋喋不休的人,往往是淺薄俗氣、缺乏涵養而不受歡迎的人。

曾國藩說:

大處著眼,小處著手,群聚守口,獨居守心;

行事不可任心,說話不可任口;

禁大言以務實。

在生活中,精闢的、有價值的見解才能受人歡迎,泛泛空談則招人生厭。曾國藩的“戒多言”源於一件小事,當時他剛進入翰林院不久,正春風得意,一次在給父親過生日時,對前來祝壽的好友鄭小珊誇誇其談,有些得意忘形,結果引起鄭小珊反感,拂袖而去。

事後曾國藩後悔萬分,他在日記裡反思自己有三大錯。一是平常就自以為是;二是嘴上說話沒把門的,想到哪兒說到哪兒;三是明明說話得罪了人,還跟人強辯,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。總結這三點,曾國藩說自己作為一個標準的儒家知識分子,連《禮記》裡說的“惡言不出於口,忿言不反於身”的道理都參不透,連語言這一關都過不了,還能成什麼大事呢?

曾國藩一生在“戒多言”上下足了功夫,他不僅經常批評自己“每日言語之失,真是鬼蜮情狀!”也經常反問自己“言多諧謔,又不出自心中之誠”,這種言語習慣、個性缺點,“何時能拔此根株?”他不僅對自己有這個“戒多言”的要求,還把它當成家訓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內容,尤其是對他的兩個兒子和幾個弟弟反覆灌輸、強調這一點。

“立身以不妄語為本”,俗話說,“禍從口出”,立身之事,最忌的就是輕浮和自滿,從而說出一些不恰當的話,或者為了自我誇耀而撒謊吹牛。因為這樣一來可能會給自己招致災禍,而來也會會失去別人對自己的信任和尊重。喜歡逞一時口舌之快的人,最終都難成大事。

 

3

人不作:有智者,方圓有度

不作,就是要把握好“度”。曾國藩家訓中有一言,傲為凶德,惰為衰氣。二者皆敗家之道。戒惰莫如早起。戒傲莫如多走路,少坐轎。此舉可謂福不可受盡也。

在為人處世中,事事斷然不可冒進直擊,當拿捏有度。

縱觀歷史,不乏才華橫溢者因“作”而遭貶謫,丟命,比如水滸裡面:牛二面對楊志,喊你來砍我啊!結果是一刀斃命!或許,有時一味的直與進看似一種忠貞、一種激昂,但如能審時度勢,掂量片刻,就會發現,某些場合下,與其相對的軟與退也不失為另一番智慧。

韓信的胯下之辱,蘇武的茹毛飲血,是在掂量完小辱與大節後的以退為進;東方朔的機智幽默,春秋晏子的巧言詼諧,是在掂量完直言與婉言後的迂迴才能,而魏徵的剛毅納諫,狄仁傑的清廉直抒,則是在掂量完君心與民意後的激進慷慨。

無論是以退為進、迂迴婉轉還是激進慷慨,用對時,則為良方,用錯時,都是足以致命的武器,而其中平衡的度,則著實需要用者親自掂量才可拿捏得當。

李密庵在《半半歌》中曾言:“飲酒半酣正好,花開半時偏妍。”酒至微醺,花開半朵,是恰到好處的趣味,道破了人生交際處世的真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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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語堂先生亦評此詩是中國人所發現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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